董健吾(董健吾的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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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青和妻子邵华,董健的人请毛泽东写诗留念,吾董物评毛泽东却写“我失杨花”
2007年3月23日,健吾这个时候的董健的人北京城,与以往并没有任何不同,吾董物评阳春三月,健吾花团锦簇,董健的人但是吾董物评,在北京的健吾301医院,有一位84岁的老人,却因突发心脏疾病,在当天的凌晨4时20分,因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 这位老人就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 。
毛岸青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生的第二个儿子 ,他的哥哥就是牺牲在朝鲜的毛岸英,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毛岸龙,当年在上海落难之时,不幸早亡,所以,在毛泽东的晚年,毛岸青是毛泽东身边的唯一的儿子。
毛岸青历经半生坎坷,他出生在长沙,幼年丧母,他从长沙去了上海,饱经磨难,他又从上海去了苏联,努力求学,最终回到国内,收获了美满的爱情,生活才逐步安稳。
毛岸青作为一个优秀的俄文翻译家,虽然没有投身军旅,也没有参与政事,但是,他多年从事俄文的翻译工作,先后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列著作,和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发表过多篇文章 ,他和夫人邵华,曾经共同主编了 许多关于毛泽东的纪念文集和纪实文学 ,发表了许多纪念毛泽东的文章。
晚年的毛岸青重走长征路,关心失学儿童,投身爱国主义教育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许多不平凡的业绩。毛岸青的病逝,是党和国家的损失,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等 社会 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对他的逝世都表示深切的哀悼!
对于毛岸青的逝世,他的妻子邵华将军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 :
这段文字也同样代表了许许多多敬仰毛泽东和毛岸青的人们的心情,本篇文章,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毛岸青的坎坷人生,来了解一下伟人后代的人生经历,缅怀伟人,牢记 历史 。
1923年11月13日 , 在湖南长沙东乡板仓,毛岸青出生了 ,毛岸青出生时,杨开慧已经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是毛岸青的哥哥毛岸英。毛岸青出生不久,毛泽东就离开了长沙,去了上海,准备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后,他和妻子相聚的时候很少,杨开慧负责照顾两个孩子,1927年,杨开慧又为毛泽东生下了第三个儿子,叫毛岸龙。那时,毛岸青才四岁。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发动了政变 ,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了妻子和孩子的安全,只能把他们母子四人和保姆陈玉英,秘密送去了长沙板仓,自己则离开妻子和孩子,去领导秋收起义了。
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率领工农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而此时在板仓的杨开慧,继续进行地下活动。
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恨透了毛泽东,在拿毛泽东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开始盯上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为了抓到杨开慧,何健甚至悬赏一千块大洋,但是,因为群众对杨开慧的保护,敌人几次的抓捕都失败了,为了进一步保护杨开慧,群众们甚至四处宣传杨开慧已经死亡的消息。
但是,1930年10月,杨开慧还是不幸被捕了 ,毛岸青的哥哥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也同时入狱,杨开慧坚贞不屈,不惧严刑拷打。何健无奈,说只要杨开慧表示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放了她,但是遭到了杨开慧的怒斥, 最后,年仅29岁的杨开慧在长沙的“识字岭”英勇就义,这时候毛岸青年仅7岁。
杨开慧牺牲后,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杀害毛岸英,而是想通过毛岸英,再借机抓捕毛泽东 。于是,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被保释出狱,被送到了舅舅杨开智家里,这个时候的毛岸青就和哥哥、弟弟一起,由舅舅、舅妈和外祖母照料。在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常常派人在杨家周围盯梢,一家人时刻处在危险之中。
1931年1月初,一个陌生人突然闯入了杨家,陌生人见到毛岸青的舅妈李崇德 ,就说:“ 你是李崇德吧,这里有杨开智先生的一封信 ”,李崇德打听对方的底细,那人也没有细说就走了。
在昏黄的油灯下,李崇德和杨开智打开了那封信,原来, 信是毛泽民亲手写的,毛泽民得知嫂子杨开慧遇难,三个侄子随时都有危险,就想把毛岸青三兄弟接到上海。
见到毛泽民的信,大家十分高兴,但是,大家马上又忧心忡忡了起来,因为,毛泽民在信上约定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但是,如何把毛岸青兄弟及时送到,成了一个难题。最后,李崇德承担起了这副重担。
去上海,路途遥远,光路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了筹集这笔路费,李崇德拜访了许多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的朋友,和一些同情革命的人士,在他们的积极赞助下,终于集齐了路费。李崇德给毛岸青三兄弟改了名字,并让他们到杨开慧的坟前告别,并让他们记住仇恨,长大了要为母亲报仇。
1931年春节前,李崇德(也有材料说同时随行的还有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带着毛岸青三兄弟启程了, 板仓农民协会的一个纠察员用一辆手推车推着三个孩子,李崇德跟在后面步行,走了四十里路才到了白水车站,李崇德带着孩子们从那里上了火车,赶往汉口。
到了汉口之后,李崇德又通过关系,买了去上海的船票,他们的“仓位”处于轮船的最底层,连个床都没有,李崇德就在地上铺了个铺盖,就算是有个床。
船外下起了雪花,在北风的吹动下,漫天飞舞,船里面寒气逼人,毛岸青兄弟冻得瑟瑟发抖,但是他们非常坚强,没有一人喊冷。为了尽量减少军警和特务们的注意,毛岸青和哥哥整天窝在被窝里,说话都不敢大声,毛岸龙在李崇德的怀里,不哭不闹。
春节过后,船终于进入了上海,在码头上靠了岸。上了岸,李崇德按照出发前打听到的路线,找到了接头地点,“天生祥”“酒行”。 李崇德非常紧张地在大门左边的一个窗户上敲了三下,窗户开了一个缝,李崇德把毛泽民的信送过去。不久,里面出来一个学生打扮的女人,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休息。
晚上,毛泽民和妻子都来了,毛岸青他们赶紧喊叔叔、婶婶。亲人相见,大家的眼泪都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毛泽民充满深情地说:“ 不要难过了,要知道,革命是要死人的啊! ”毛泽民就把毛岸青等四人安排到泰安旅馆住下了。
后来,毛泽民在周恩来的指示下, 把毛岸青他们三兄弟送到了大同幼稚园,李崇德也回了湖南。那一年是1931年年初, 毛岸青年仅8岁。
大同幼稚园是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党员董健吾创立的,目的就是收养在上海的革命烈士的孩子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
1930年3月开始接收孩子,毛岸青兄弟进入幼稚园不久,到了1931年的4月,上海的地下党,受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大同幼稚园也受到了波及,工作人员不是被逮捕,就是都逃亡了,孩子们一下子失去了照顾,流落街头。
毛岸英背着毛岸龙,和毛岸青一起,互相搀扶着四处流浪,毛岸英在后来回忆那段悲惨的经历时说道:
由此可见,毛岸青兄弟在此时的生活,历尽艰难,而据说他的弟弟毛岸龙也是在这段时间因病夭折,然而,命运对他更严厉的考验还在后面。
董健吾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躲到了杨度的家里,几个月过去了,他听说毛岸青兄弟在上海街头流浪,非常着急,他就让自己的妻子郑兰芳四处寻找他们。 终于,他找到了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董健吾夫妻和岳母就与毛岸青和哥哥一起生活。
但是, 董健吾的岳母不太爱照顾毛岸青兄弟, 董健吾没办法,就在半年之后,把毛岸青兄弟送到了自己的前妻黄慧光那里,董健吾谎称毛岸青兄弟是朋友家的孩子,让黄慧光好好照顾,等住一段,就会带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董健吾就和黄慧光说了实情,黄慧光不禁担惊受怕了起来,因此,毛岸青和哥哥没有出去读书。
毛岸青初到黄慧光家的时候 ,地下党每月都会给黄慧光孩子的生活费,董健吾也会另外再给二十元,大家也相安无事,但是,到了1933年,上海地下党的中央机关迁到了瑞金,而留下的党组织也被国民党反对派们破坏了。
毛岸青和哥哥的生活费也中断了,而董健吾此时又失业了,无力支撑毛岸青兄弟的生活费用。这时的黄慧光一个家庭妇女,家里养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再加上毛岸青兄弟,根本无法支撑。黄慧光只能带毛岸青兄弟打打零工,挣钱贴补家用。
毛岸青在一次卖报纸的时候收了许多假币 ,赔了本,黄慧光心里有气,就打了毛岸青一顿,毛岸青腹中饥饿,又挨了打,心中恼火,他认定是几个外国水手买报纸给了假钱,就拿起一支粉笔,在马路上的电线杆子上写了“打倒洋人”几个字。
偏巧,被印度的巡捕看见了,巡捕上来就打了毛岸青一个耳光,毛岸青当时就头痛难忍,在地上惨叫,被随后赶来的毛岸英背回了家, 然后就大病了一场,由于当时缺医少药,毛岸青就在那时大脑落下了病根,头脑经常会突然神志模糊,这个后遗症后来伴随了他的一生。
毛岸青和哥哥历尽苦难 ,但好歹是把命保住了,生逢乱世,身不由己。后来,董健吾把自己收养了毛岸青和毛岸英的事情,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知道了自己的孩子仍然在世,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董健吾。
但是,当时陕北的革命形势还不乐观,条件不是很好,希望孩子不要来陕北,因为苏联曾经说, 愿意接收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留下来的孩子和红军领导的子女 ,所以,毛岸青和毛岸英可以送去苏联。
后来,董健吾因为工作的原因和张学良有了两次接触 ,无意间谈到了想送自己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去苏联的事情,但是,没有提这三个孩子里面有两个是毛泽东的孩子, 张少帅也是绝顶聪明之人,他也根本没有问这三个孩子都是何人 ,就答应帮忙。
董健吾也没拿这个事情太在意,没想到,张学良却把这事放在了心上 ,1936年6月,他秘密来到上海,见到了董健吾,说他想利用自己的部下李杜将军去欧洲的机会,带三个孩子转道法国去苏联,三个孩子终于到达了法国巴黎。
后来又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苏联同意让毛岸青和毛岸英入境,但其他人不行,于是,毛岸青和毛岸英两兄弟终于在1937年初,由康生带到了莫斯科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毛岸青那时13岁,毛岸英14岁。
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抵达苏联以后,就在苏联进行学习,1938年,有人带给毛泽东毛岸青和毛岸英的照片,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他借着有人去苏联的机会,捎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开始侵略苏联,毛岸英要求上前线杀敌,毛岸青虽然没有哥哥那样的能力,但也积极进行支援前线的活动,做出了许多贡献。
1945年9月,毛岸青进入了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 。当时,也在苏联的贺子珍对他十分照顾,1947年5月,毛岸青和贺子珍一同回国,来到了哈尔滨,在李富春和蔡畅的家中,他们夫妇还作为入党介绍人,毛岸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贺子珍看到毛岸青对中国的农村十分陌生,就想让他去黑龙江的农村去锻炼锻炼,毛岸青同意了 。
1947年12月25日,毛岸青到了克山县,生活十分不适应 ,在苏联,他吃的是面包、牛奶,说的也大多是俄语,到了东北农村,吃的饭,变成了小米饭、玉米饼子、酸菜、冻豆腐,毛岸青一时难以适应,而且连筷子也不会用。
克山县的组织部长吴继水,就手把手地教他使用筷子,自己因为加班的饼干,他也留下来,给毛岸青吃。 慢慢地,毛岸青学会了用筷子,大锅饭也适应了,说话也尽量说普通话,虽然还是有些湖南的口音。
由于进行土改工作,需要经常走家串户,来回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毛岸青不会骑马,为了学会骑马,没少摔跟头。黑龙江的冬天,那是非常的寒冷,常常大雪满天飞,气候极其寒冷,毛岸青的帽子上都是结冰的白霜。
但是,毛岸青一点都不觉得辛苦,还兴致勃勃地干工作,有一次,毛岸青的脚上起了一个老大的血泡,走路一瘸一拐的,身边的同志就告诉他,血泡要把血放掉,才好得快,毛岸青用针把血泡挑破了,几天脚就好了。
毛岸青经过了艰苦的努力,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习惯和环境 ,投身到了火热的土改工作中,毛岸青多才多艺,不仅歌唱得好,舞也跳得不错,还会吹奏许多乐器,毛岸青吹奏的长笛具有专业的水平。
在1948年春节前,毛岸青加入了克山县的文艺队,为医院和军烈属进行慰问演出,在观众们的热烈欢迎中,毛岸青吹奏了许多苏联的乐曲。1948年5月,毛岸青的任务圆满结束,他又回到了哈尔滨。
1949年7月,毛岸青回到了北京 ,在中宣部担任俄文翻译,由于毛岸青的俄文水平不错,翻译出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也发表了许多文章,工作上顺风顺水的他却碰见了另一件烦心的事情。
那就是他的婚姻问题却时时没有解决, 毛泽东看着儿子一直没有碰上心上人,也很着急,就对毛岸青说:
毛泽东的开导,让毛岸青心里痛快了不少。
1949年,10月15日,新中国刚刚成立,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了,毛岸青就有了一个嫂子,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有一个女儿,就是邵华,后来,张文秋有意撮合邵华和毛岸青结合,亲上加亲。
有一次,毛泽东试探性地问毛岸青 : “你嫂子的妹妹怎么样? ” 毛岸青对邵华十分满意, 毛泽东就鼓励他追求邵华,于是,毛岸青就和邵华经常书信来往 。
1960年,毛岸青因为身体不好,去大连进行疗养和治疗,正好邵华和姐姐刘思齐去大连看望毛岸青,毛泽东特意写了封信给毛岸青,让他抓住机会,跟邵华好好聊聊,这就是在这个时候,毛岸青和邵华确立了恋爱关系。
邵华当时正在北大念书,为了能和毛岸青有多点时间接触, 方便照顾毛岸青,特意把学籍转到了大连师范学院,平时在学校读书,周末就会陪毛岸青,两个人感情迅速升温,不久,毛岸青和邵华就在大连结婚了,那是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举行婚礼,毛岸青和邵华穿着朴素庄重,大连市的党政领导,许多人都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邵华代表毛岸青讲话,邵华说:
邵华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这对夫妻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果然,就像讲话里说的,克服了一切困难,创造了美好的未来。 毛泽东虽然没能亲自参加儿子的婚礼,但是他特意赠送了邵华一块手表和一台收音机,以示祝贺。
1962年春天,毛岸青夫妻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对儿子和儿媳妇说:
1963年,毛岸青和邵华去看望毛泽东,他们夫妻想请毛泽东写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 ,作为纪念,毛泽东拿起毛笔,认真思索,夫妻二人在旁边不敢出声,怕打扰了毛泽东的思绪,毛泽东铺开了宣纸,写下了 “我失杨花”几个字 ,当时,夫妻二人还以为毛泽东写错了,问毛泽东: “不应该是‘骄杨’吗?” 还给毛泽东递过一张“新”纸,想让毛泽东重新写。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结果纸,只是缓缓说道 :“ 称‘杨花’,也很贴切 ”二人听完, 深知毛泽东还深爱着杨开慧, 充满这对爱妻的思念之情,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
毛泽东给自己的孩子题写诗篇,要充分表达对母亲的思念和赞美, 所以,只用“杨花”二字,而不用“骄杨”。
1969年,邵华怀孕了,到了第二年的1月17日,邵华快要生产了,因为是头胎,而且胎儿的头很大,邵华出现了难产,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有人就把这个消息汇报给毛泽东,想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万一出现意外,要留哪个?毛泽东的回答刚强如铁: “两个都留!”“要告诉医院,想方设法,母子两安” 。
最后,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出世了,毛泽东非常高兴,他给这个孙子起名叫毛新宇,寓意要扫清一切障碍,开拓一片新宇宙,建立一个新世界。 毛新宇的出生,也使毛岸青和邵华了却了一件心事,因为毛岸英,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孩子,所以,毛家接续香火的重任随着毛新宇的出生,也终于完成了。
毛岸青为人低调,只是用心做事,从不求名利。他的妻子邵华说:“他永远是个做得多说得少的人。所以,他的许多贡献都鲜为人知,他做了许多不为人知了不起的事。”
毛岸青因为从小就在苏联长大,俄文基础雄厚,他凭借扎实的功底,进行俄文翻译工作,游刃有余,邵华曾经说:“从国家图书馆和人民日报社查到这些资料时,连我都吃了一惊,没想到,岸青在短短的两三年中竟翻译了这么多的经典著作,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
毛岸青作为伟人之子,行事低调,从不张扬,他对故乡韶山有着深沉的爱 ,尤其对于他的父母以及哥哥,感情更是深厚,他的妻子邵华也是如此,1990年,毛岸青和邵华有一次来到了韶山,为杨开慧扫墓,邵华写了《站在妈妈的塑像前》,文中写道:
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的诞辰一百周年,毛岸青和邵华,又为毛泽东编写了一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获得了国内外众多读者的好评, 时任国家主席 还题了词,题词为“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部丛书里面凝聚了毛岸青辛勤的汗水。
当时,毛岸青到全国十多个省市进行考察,走过了许多当年革命走过的地方,访问了许多博物馆和当年的亲历者,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最终编写而成,为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岸青还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他一方面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建立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助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
晚年的毛岸青最怀念的,就是他的父亲毛泽东、母亲杨开慧和哥哥毛岸英,常常拿出老照片来仔细观看。 为了纪念父亲毛泽东,他和妻子邵华写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 ,本篇文章的最后,让我们以文章中的文字结尾,以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为了中国革命而英勇牺牲的亲人们,也包括毛岸青。
借此文章,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致敬,向毛岸青致敬!
张学良出资10万送毛岸英去苏联,岸英牺牲后,毛泽东:就葬朝鲜
2001年10月14日20时50分,少帅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消息传来,我国政府立即向张学良亲属发去唁电:
长久以来,人们对张学良的评价褒贬不一。可是,张学良有一件事却让毛泽东很感激,曾豪赠10万元法郎送毛岸英、毛岸英两兄弟去苏联。1994年,东北一名史学家拜访张学良,期间谈到了资助毛岸英兄弟去苏联的这件事。
张学良说:“ 真没想到当年我会为毛泽东做了一件好事。那时我只听信了董牧师的话,他说有三个孤儿想到苏联去求学,缺少经费,我并不知道董牧师所说父母早不在世上的那两个孤儿,竟会是毛泽东的儿子! ”
张学良的言语中透露出对自己当年善举的欣慰,这件事鲜为人知,但确实发生了。那么,这里面又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这一切要从杨开慧烈士说起。
1930年10月24日深夜,杨开慧在长沙板仓家中被抓捕。一同被捕的还有8岁的毛岸英、保姆陈玉英。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杀害,年仅29岁。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和陈玉英经过营救得以出狱。
毛岸英出狱后,很快就被到舅舅杨开智家中,跟外祖母、7岁弟弟毛岸青、不到1岁三弟毛岸龙一起生活。自从来到舅舅家后,杨开智家屋前屋后时常有一些不速之客探头探脑。杨开智很清楚,敌人这是在施行“ 放小鱼,钓大鱼 ”的毒计,希望毛泽东等人前来看望,进而一网打尽。
1931年1月初,恰逢春节期间,那些盯梢之人明显来的少了。突然一天傍晚,杨家来了一个陌生人。此人一来到家中,便从怀中拿出一个包裹得很严实的纸包,递给杨开智和妻子李崇德就离开了。杨开智紧张地走进里屋,在油灯下拆开纸包,原来毛泽东二弟毛泽民写的信。
毛泽民当时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得知嫂子杨开慧牺牲后,深知三个侄子在长沙乡下生活非常危险,随时可能有性命之忧。毛泽民得到党组织同意后,亲自写信,让杨开智等人将毛岸英三兄弟按照信上注明的时间、见面地点以及接头方法尽快送到上海,由党组织保护三人的安全。
杨开智和母亲向振熙决定,让李崇德负责将毛岸英三兄弟送往上海。李崇德早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她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为了安全考虑,他们将毛岸英改名为杨永福,毛岸青改名杨永寿,毛岸龙改名杨永泰,同时要求他们改口喊李崇德妈妈。
动身出发那一天,杨开智把三个侄子带到杨开慧墓前,让他们跟母亲道别。9岁的毛岸英没想到,直到19年后才再次回到这里。
由于李崇德做了充分准备,这次去上海行程相对比较顺利,2月底他们在上海跟毛泽民碰头了。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准备将毛岸英三兄弟送入我党创办的大同幼稚园生活。
大同幼稚园是周恩来提议创办的。1929年秋,周恩来鉴于我党很多烈士遗孤无人抚养,决定让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开设一个儿童福利机构。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成立,地点位于江宁路(原戈登路),次年春迁到南昌路48号(原法租界陶尔菲斯路341号)。
当时大同幼稚园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对外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互济会负责人王弼担任顾问,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等人参与日常管理。
大同幼稚园当时环境很好,是一座三开间两层小洋楼。周恩来事无巨细,他请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幼稚园题词,这样一般警探、特务等人不会随意前来骚扰。据资料,当毛岸英三兄弟进入大同幼稚园时,这里已经收养的不少孩子,比如彭湃的儿子彭阿森、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等。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董健吾身份暴露,不得不躲藏。不久,毛岸龙重病去世(一说失踪)。祸不单行,接着大同幼稚园的工作人员或被抓捕,或隐蔽起来,孩子们因无人看管而流落街头。
毛岸英后来回忆流落上海街头的经历时说:“当时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上海有个外白渡桥,黄包车拉上去很费力,我跟弟弟岸青就在后面帮着推,推上去人家给几个小钱……”
董健吾躲避一段时间后,听说毛岸英、毛岸青流落街头,一番努力寻找后终于将两人找到收养家中。眼看当时上海一片混乱,上学是不可能了,两人就在董健吾家中住了下来。在董健吾儿子董琪寿撰写的《我和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中,描述了两人在他家中生活情况:
1935年1月,董健吾接受宋庆龄的委托,带着谋求和谈的密信送往陕北。但是恰逢大雪封山,道路被阻,董健吾求助张学良,后者亲自驾车送他去机场,之后再让自己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送他去延安。从此,董健吾和张学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后来张学良帮助毛岸英等人去苏联埋下了伏笔。
一天,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那天张学良吃得很少,董健吾忙问什么原因。原来是赵一荻不小心打碎了一对明代花瓶的一个,而张学良又非常喜欢瓷器。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董健吾向组织汇报,建议为联络感情,可以购买几件瓷器送给张学良,组织上批准了。
当董健吾带着几件瓷器送给张学良后,张学良爱不释手,表示要以重金买下,董健吾坚辞不受。董健吾离开延安时,张学良设宴饯行,席间询问有何要求时,董健吾表达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想法,张学良表示认可。
张学良又问有何私人要求时,董健吾见他如此诚恳,就说:“我家里有三个小学生,有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去苏联读书,当学成后回国效力。”
张学良哈哈大笑,表示一定办到。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突然一天早上接到张学良老部下李杜的电话,说是张学良已经来到上海,要履行在西安时的承诺。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是毛泽东的儿子,母亲又是杨开慧烈士,董健吾认为此事必须立即汇报党组织,请示如何处理。
很快,组织上同意董健吾前去会见张学良。第二天一早,董健吾应约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一进包厢,张学良就跟李杜走了进来。
张学良说:“董先生,很抱歉,这次我是秘密来上海,不便请你吃饭。李杜最近要去苏联考察一番,其实就把当年退到苏联的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再把他们带回国内。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让李杜把你的3个孩子顺道带去苏联,你看怎么样?”
张学良这一安排,让董健吾很是感动,连连道谢。张学良接着说:“你这3个孩子出国的费用,由我来负责。”随即,张学良将一张10万元法郎支票递给董健吾。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张学良还不知道这3个孩子中有两个是毛泽东的儿子。
董健吾回去后立即准备,不久,他把14岁的毛岸英、13岁的毛岸青以及儿子董寿祺送到李杜家中。李杜领命后,非常注意3个孩子的生活,还让副官教他们如何适应国外的生活,比如吃西餐。出发的日子快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以去苏联学习的名义,跟随李杜一起,护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
1936年7月,李杜通过各种关系办好了出国手续,一行9人乘船从上海出发,途径香港、孟买等地,于8月初抵达法国马赛。李杜一行一到马赛,便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结果遭到拒绝。
后来李杜才知道,他们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测到,向苏联抗议,结果苏联暂时拒绝李杜一行入境。李杜等人在法国滞留的好几月,最后在杨承芳的努力下,联系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但苏联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
恰逢此时,“西安事变”爆发,李杜等人很担心张学良安危,于是就返回到上海。1937年,毛岸英、毛岸青被接到了莫斯科,送到莫斯科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当时年龄比较大,他担任儿童院中国学生队队长。
当时进入儿童院的中国孩子都是化名进来的,每次听到有人提到毛泽东时,毛岸英总是保持警惕,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真正身份。兄弟两人的异常,被担任国际儿童院副院长的师哲发现,他多次找兄弟两人谈话,过了很长时间两人才表露了自己的真正身份。
与在国内相比,毛岸英、毛岸英在莫斯科的生活相对比较安全,兄弟逐渐融入到儿童院正常的生活当中。两个儿子在异国他乡,毛泽东很是关心,但是直到1937年11月才恢复书信联系。
繁忙工作之余,毛泽东收到儿子的来信,这让他内心深感慰藉。1938年3月,毛岸英托人将书信和照片带到延安,毛泽东看到后激动的人热泪盈眶,立即复信一封:
这封信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毛泽东给两个儿子最早的一封家书。信中毛泽东舐犊情深跃然纸上,读后令人潸然泪下。当得知毛岸英进步很快,先后学会了俄语、英语和法语,还在业余时间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儿童院所在的列宁区区团委委员等职务,毛泽东越发骄傲。
骄傲之余,毛泽东对儿子们要求愈发严格。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儿子的信中先对儿子取得成绩给予表扬,“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
随即话锋一转,“ 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 社会 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 社会 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
毛岸英在苏联学习生活了近10年时间,他一直渴望尽快回到父亲身边。1945年12月底,毛岸英终于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那一天,毛泽东抱病来到机场迎接,看到当年分别还是8岁的小孩,如今已经23岁大小伙,毛泽东很欣慰。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毛岸英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作,职务是担任党总支副书记,毛泽东非常支持儿子下基层。别看毛岸英头衔是副书记,其实跟普通员工差不多,他一边钻研工厂管理,一边走到工人中间,跟大家一起干活。
据当年工友回忆,“他没有一点架子(其实当时很少人知道毛岸英的真正身份),一边跟工人干活,一边说一些革命的道理。脏活累活抢着干,工人师傅都很喜欢他,但大家只知道他姓毛,是陕北来的,根本不知道是毛主席的儿子。”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鸭绿江边,我国的领土主权问题遭到严重威胁。不久,我国政府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毛岸英不愿在工厂里继续工作了,他立即向毛泽东、党中央提交了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
作为长子,对于这个请求,毛泽东内心有一丝矛盾,可儿子心意已决。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为挂帅出征的彭德怀送行,在毛岸英的不断请求下,毛泽东和彭德怀同意了他的请求。毛岸英入朝后,在志愿军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兼任俄语翻译。
然而,仅仅一个多月,毛岸英就牺牲了。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大榆洞因敌机偷袭牺牲,年仅28岁。毛岸英牺牲前,周恩来在获知美军战机已经来到大榆洞上空侦查,他立即致电志愿军司令部注意安全,可惜悲剧还是发生了。
毛岸英牺牲当天,彭德怀一天没有吃饭,傍晚他决定将这件事报告中央军委。一份很短的电文,彭德怀足足写了一个多小时:
当毛泽东看到电报,那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一种巨大的悲痛。叶子龙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周恩来作出指示,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不宜大范围传播,叶子龙按照总理要求执行了。有一个问题,当时很多志愿军将领、战斗英雄都运回国安葬,毛岸英完全有资格葬入国内志愿军烈士陵园。那么,毛岸英为何最终葬在了朝鲜呢?
这是毛泽东慎重考虑后的结果。毛岸英牺牲后,志愿军司令部先将其葬入大榆洞附近的一处山坡上。1954年12月24日,彭德怀在办公室里审阅志愿军总部送来了的各种电报,其中一份是志愿军总部就重新安葬毛岸英的请示。
此时,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战斗英雄的遗体已经运回国安葬,毛岸英理应回国下葬。事实上,毛岸英妻子刘思齐多次向毛泽东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结果被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对刘思齐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思齐儿你明白吗?”
再后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彭德怀自然知道毛泽东的想法,但是中央一直没有就毛岸英重新下葬问题作出最终决定。在看到志愿军总部的请示文件时,彭德怀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周恩来认为彭德怀说的有道理,当时金日成也来电向毛泽东表示慰问,表达了毛岸英也是为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希望毛岸英能葬在朝鲜。当毛泽东看到彭德怀的信后,立即批示:“ 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 ”
1958年秋,最后一批志愿军官兵回到国内,这些英勇的战士们胜利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使命。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岁月静好,有的只是他人替你负重前行。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更应铭记 历史 ,不忘先烈!
毛岸英:8岁生日失去母亲,新婚一年牺牲战场,死讯传来主席不语
1951年1月,寒意凛冽。周恩来捏着一份电报,叹息道: “ 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
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领命,拿着电报闷着头走进了办公室。毛主席正在沙发上休息,叶子龙小声地喊了一句“主席”,沉默着把电报纸交给他:
读完寥寥数语,毛主席的头埋得很深,他上牙紧紧咬着下唇,极力地压抑着痛苦。整整一天,他没有落泪,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沉默着,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烟。
他最心爱的长子,自小经历过数不清的离别与重逢。岸英离开他在上海流浪过,去苏联学习过,去农村锻炼过,唯独这一次,没能平平安安地回到他身边……
1922年,毛岸英出生在湖南长沙。当时的生活环境艰苦,他的父亲毛主席只有一件白衬衣,母亲杨开慧只有一件陈旧褪色的旗袍,连洗衣服都要计算好时间,不然临时要出门就会遇上没有衣服可穿的窘况。
生活的艰难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政局动荡,不到六岁的毛岸英跟随母亲和弟弟四处躲藏,辗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国民大革命失败,杨开慧又带着毛岸英回到家乡长沙隐蔽。
杨开慧的父亲是闻名三湘的学者,因而她也是有文化的女性。流亡的过程中,她不忘教儿子识字,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给小岸英开蒙教育。
长沙的反动派到处抓人,尽管杨开慧十分谨慎,还是被探听到了消息。军阀何健的下属闯进杨开慧家里,连同八岁的毛岸英和保姆一起捆走,关押在警备司令部,一关就是十多天。
周围的人一个个凶神恶煞,偶有笑脸也是用糖果哄骗着毛岸英说出父亲的下落。毛岸英听母亲的话紧咬牙关,一句话都没有说,可内心的恐惧却越来越浓厚。
这件事发生在1930年10月24日清晨,这一天,是毛岸英八周岁的生日。
岸青、杨开慧、岸英
这生日蒙上了血色,因为他眼见着五六个手持凶器的敌人审讯拷打着母亲,将她折磨得奄奄一息,整整二十天。毛岸英听到的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杨开慧被敌人带走前,指着他对保姆说: “他们长大了,你们就会过好日子的。”
他眼见的事实却是,母亲被拖出了牢房,再也没有回来。
十多天后,得不到有用情报的敌人无可奈何地释放了毛岸英。他和弟弟被外祖母送去上海,送到叔叔毛泽民身边。他哭着求叔叔给他找爸爸,毛泽民看着痛哭的孩子,无奈地道: “你爸爸不在上海,他在离上海很远很远的地方。如果他来上海,会来看的。”
党中央决定让毛岸英进入地下党主办的大同幼儿园学习,叔叔鼓励他: “你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给妈妈报仇。” 毛岸英果真听话,不但自己乖巧懂事,还承担起兄长的担子,照顾弟弟岸青和岸龙。
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党组织遭到叛徒顾顺章的破坏,幼稚园的孩子们被迫疏散。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住进“红色牧师”董健吾家中,受董妻的照顾。
然而在生活条件恶化之后,董妻对毛岸英兄弟的态度也变坏了,甚至虐待打骂他们。三个孩子忍受不了,最后从董健吾的家中跑了出去。
九岁多的孩子,能做什么工作养活自己和弟弟?他们没有住的地方,毛岸英带着弟弟住进了法租界内的一个破庙里,白天带着岸青一起去卖报纸。他卖大报,弟弟卖小报,没人照顾的幼弟岸龙留在庙里,和一群小乞儿一起坐在稻草堆里。
毛岸英年纪小,不明白卖报的“潜规则”: 分片包干。他走到了别人抢占的卖报地,为此没少挨流氓报头的打。
为了在上海生活下去,他甚至去翻过垃圾堆,能吃的就吃掉,能卖的就卖掉。他还给黄包车夫推车,一次有两个铜板。冬天睡稻草堆,夏天睡门洞。某一天毛岸英回到“家”,也就是那个破庙里,却发现,生病的弟弟岸龙已经没有了呼吸。
苦日子在地下党重新找回兄弟俩的时候终于画上了句号。十四岁那年,毛岸英被送出国,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开始了苏联生活。
他从小受到母亲和外祖父的教导,连卖报期间都坚持查字典认字。受过苦难的孩子比同龄人更加成熟,他很快成为了少先队大队长,满十八岁后加入了共青团,成为支部书记。
中苏两党有过约定,不让中国孩子服兵役。但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毛岸英坚持要参战,之后进入军校学习,在获得中尉军衔后进入世界“四大军校”之一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1946年1月,二十四岁的毛岸英带着斯大林送给他的手枪,终于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他离开上海十年了,他离开父亲十八年了。从五岁之后,毛岸英对父亲形象的记忆就成了画报和照片上的静止人物,而今阔别多年的父子即将重逢,两人都辗转难眠。
飞机从寒冷的莫斯科起飞,裹挟着滚滚烟尘降落在黄沙漫天的延安。毛主席拖着病体亲赴机场,看着高大 健康 的青年从舷梯上奔下,父子相拥,激动非常。
“你长得这么高了!”
“爸爸,爸爸,我多想你啊!”
一方是中国父亲特有的含蓄深沉的父爱言语,一方是苏化的青年直抒胸臆的热情表白。两人语言习惯迥异,可对亲人的思念都那样真诚。
毛主席给儿子取名“岸英”,希望他伟岸英俊,而现在站在他面前的青年同志,不正和他期望里的样子完美地重叠了吗?
尽管爱子心切,毛主席还是狠下心严格对待毛岸英。他教给毛岸英中国的礼节,让这位苏式的奔放青年尽快地磨合适应。毛岸英仅仅在家里吃了两天的饭,就被父亲赶去吃大灶饭。
“你在苏联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 父亲的一句话让毛岸英拿起了锄头,住到劳动大学学习开荒、种地、养骡子。
半年后,毛岸英回到家中,已经完全是一副中国农村小伙的打扮:头上是白毛巾扎的英雄结,身上穿着的是灰土布做成的汗衫,小麦色的皮肤晒得黝黑。毛主席心疼又欣慰地摸着毛岸英长满血茧的双手: “ 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毛岸英在农村锻炼完回来,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给恋人刘思齐的信中,他毫不避讳谈起自己的缺点。在和贫下中农接触的过程中,他甚至有了编纂一部民间谚语的中俄词典的想法,虽然最后没能实现,但也写了满满两本手记。
刘思齐是毛岸英的结发妻子,毛岸英刚回国的时候,她才十四岁。一开始毛岸英只是鼓励她多学习,打好文化基础,在日常的相处中,这份 情感 逐渐升温转变,两人成为了男女朋友。
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举行了节俭的结婚仪式。周恩来夫妇、刘少奇夫妇、朱德夫妇等一众长辈都到场。
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这对新婚夫妻是“裸结” :新房是 社会 部分配的宿舍,屋里的桌椅板凳都是向公家借的。他们的个人财产只有两床薄被子和一对枕套——没有枕芯,小两口把暂时不穿的衣服填在里面充作枕芯。
毛泽东对这位他看着长大的大儿媳是满意的,信中常亲切地唤她“思齐儿”或是“娃”。可是物质条件有限,百废待兴,主席送给小两口的新婚礼物只是一件青色的海军呢夹大衣。
“我也没有什么贵重礼品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岸英穿,夜里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
毛主席的话愧疚中带着风趣,在场的人们都笑了起来。
婚后第二年,毛岸英发挥自己的特长,以俄语翻译的身份跟随李克农访苏,而后下到基层,立决心要在北京机器总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
与此同时,一场牵涉甚广的战争正在无声的酝酿,山雨欲来。毛岸英观察到父亲休息的越来越少,整日眉头紧锁,神情一天比一天严峻。
他天天跟随彭德怀元帅出入,在消息中看到了鸭绿江边的惨状,明白了父亲忧心的原因,自己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1950年10月初,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毛岸英思虑再三,还是决定奔赴战场。他交代完手上的工作,立刻动身向亲友告别。
他的妻子刘思齐彼时正在阑尾炎手术的恢复期,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毛岸英问着妻子的恢复状况,心下愧疚:他刚刚出差回来没多久,又要离开。他不仅没能陪妻子做手术,还无法照顾她康复。
“又要到哪里去呀?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知道。明天,10月15日,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刘思齐嘴上埋怨着聚少离多的丈夫,实际上却是通情达理。她没有去探听国家大事和涉及党的机密内容,只是珍惜和丈夫为数不多的共度的时光。她看到毛岸英身上的钢笔漏水了,让丈夫回去拿她拿着一直舍不得用的派克笔换上。
毛岸英就带着这支寄托着妻子思念的钢笔,在他结婚周年纪念日当天跟随志愿军向朝鲜开拔。
鸭绿江边寂然,只有呼啸的风声和江水的呜咽声。毛岸英跟在彭德怀身后,时不时回望令他眷恋无比的祖国——暂时的离开,是为了捍卫这片土地!
在志司,毛岸英的身份不是秘密,因而其他同志和他交往时总带着十分的拘谨,和他说话时站起来回答。
毛岸英无奈,主动打破了这种尴尬氛围:“ 我不是妖怪吧,大家为什么总躲着我?”“不用把我当外人看待,咱们多接触熟悉了,才不至于多年以后,把同一战壕的战友给忘了呢。”
他的肺腑之言破除了大家的拘束,从此他和同志们打成一片,亲密无间。
11月24日的晚上,毛岸英到机要处退电报,嘱咐大家提高警惕,最近敌机的轰炸很猖狂。次日,彭德怀的住处被炸毁,大家紧急转移。毛岸英在回指挥部取材料的过程中不幸遭到敌机轰炸,以身殉国。
讣告电报发回,无论是朝鲜战场还是国内的同志们都默默无语。毛岸英最后寄出的一封信成了绝笔,信中他嘱咐妻子照顾好残疾的弟弟,要时常去看望日渐年迈的父亲。
刘思齐直到毛岸英抵达朝鲜才知道他去抗美援朝,接到丈夫的死讯,这位新婚才满一年的女子当场痛哭失声。
而接到这份电报的毛泽东,在办公室内沉默了整整一天。香烟点了一根又一根,那缭绕的烟雾不断,仿佛是缠绕在他心头的丧子之痛。
“战争么,总有牺牲。”
失去爱子的老人喃喃自语着,呓语般: “ 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可是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
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在此之前,他已经因为战争失去了五位亲人。他的长子毛岸英,成为了第六位。
这位聪敏踏实的青年的人生,永远停留在了二十八岁。
刘思齐在抚摸岸英雕像
他五岁离开父亲,八岁失去母亲,九岁流浪上海,一流浪就是五年。幼弟病逝、二弟残疾,他身为少年长兄,带着岸青出国留学,背井离乡整整十年。
待到回到祖国,回到朝思暮想的父亲身边,又被严厉的毛主席赶去下乡, 新婚第一年,就牺牲在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他少小离了父母,从不以领袖子女的身份行特殊化。漂泊的岁月里,他和无数青年人一样为了梦想和国家奋发图强,却没能在故土上老去,安享一段盛世华年。
憾之,叹之。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文|闻汐
董建吾是谁?红色牧师
董健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县,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18岁时考入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念了两年神学,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师。由于他熟谙教义,精明能干,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拉丁语,因此,很快就升任为上海有名的圣彼德堂的主持牧师。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在“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的思想指引下,在中国革命处在最艰难的时刻,1927年由刘伯坚、蒲化人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鉴于他的牧师身份,党中央安排他参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因此,圣彼德堂就成了党中央一个极其秘密的联络点。一身正气的红色牧师,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庚的直接领导下侦探敌情、掩护同志、处决叛徒,历经坎坷,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给他的每一项使命。
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上海创办--所幼儿园,抚育好烈士遗孤和一些在上海的党的领导人的子女。这个任务落到了董建吾的肩上。组织上只能给他500元开办费,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一面向教友募捐,一面托人卖掉在青浦县的祖业几十亩田产,凑足了经费,于1930年3月正式办起了我党领导的第一所幼儿园,取名为“大同幼稚园”,寓意于“世界大同”。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幼稚园以党的外围组织——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国革命互济总会的名义主办。
董健吾亲自担任幼稚园园长,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王弼担任顾问(后来由谭筱影接替)。保育员有六七人,多数是地下党员或其家属。保育员主任是原在虹口福民医院当过护士的陈凤仙(又名秦怡君,是中共党员李求实的妻子),保育员有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化名李文英)、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朱剑凡的儿媳×××,以及地下党员陶锡琪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以及蔡和森、李一纯夫妇的女儿蔡转、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彭湃的儿子彭小湃(小名小丕),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竞(当时小名鸽子,又叫醉娃子)、李力(当时小名叫八哥儿子)等都在大同幼稚园收养过。
1931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后董建吾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支持“共党”论处。租界当局也派巡捕房的人来查问幼稚园的基金来源、职员们履历和孩子的父母情况。幼稚园虽有教会名义作掩护,但圣彼德堂已成了敌人注意的目标。董建吾长期在顾顺章手下工作,已不能公开露面。1932年3月,保育员管荷英(又名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多方寻觅不着,凶多吉少。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革命互济总会负责大同幼稚园工作的谭筱影和地下党员根据欧阳新的安排,大同幼稚园的部分孩子由董建吾的妻子幼稚园保育员郑兰芳带回家抚养,半年后,又搬到董建吾的前妻董慧光的住处凤阳路修德里541号,直至1936年被送往苏联学习。历时两年的大同幼稚园,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犹如红色的摇篮,保护和抚育了党的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的子女,这些革命的后代,后来在党的培养下长大成人,并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6年,董建吾两次受宋庆龄之托赴陕北,完成了“架起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桥梁”(宋庆龄语)的重要使命,并护送马海德与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苏区。长期以来,他利用牧师这一特殊身份出色地完成任务,是30年代上海隐蔽战线上的“红牧师”。“红牧师”的名子也随着斯诺的《西行漫记》享誉海内外。
贺子珍照顾毛岸英4年,得知他牺牲后,落泪:主席对岸英太严苛了
1938年春,贺子珍来到莫尼诺国际儿童学院看望毛主席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在贺子珍的关心下,毛岸英、毛岸青也渐渐接受了贺妈妈,常常回去看望她,那段日子虽然很艰苦,但对他们来说却也是人生中难得快乐的日子......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主席决定前往安源部署秋收起义,为了不让自己的妻儿遭遇不测,毛主席让妻子杨开慧和毛岸英三兄弟返回故乡板仓。
当时,毛岸英不到5岁,毛岸青不到4岁,毛岸龙也才只有4个月大,这一次,毛主席与往常一样同杨开慧匆匆分别,甚至还没来得及告别,只是把这一次分别当做一次普通的出门, 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次离别竟成为了毛主席与杨开慧、毛岸龙的最后一面。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之后,毛主席又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来到井冈山后,毛主席开始了他真正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革命实践,而毛主席也始终没有忘记在长沙板仓家中苦苦为他守候、抚育幼儿的妻子,他用暗语给杨开慧写去了一封信:
然而这封信一直到1928年初才辗转到了杨开慧的手中,杨开慧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十分开心,她从家中翻箱倒柜地找到了一张地图,终于找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井冈山,知道了丈夫还活着,还在牵挂着她和孩子,她激动的落下了眼泪。
那时,杨开慧虽然在家乡抚养三个孩子,但是她始终没有忘记为革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她曾多次团结家乡群众展开地下武装斗争。
1930年8月,湖南军阀何健因打不过红军,便将对红军的怨恨迁怒到了红军领导人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的身上,下令悬赏大洋千元,缉拿“毛泽东妻子杨氏”。
在这个夏天,红军曾两次攻入长沙,然而时间却十分短暂, 历史 并没有给他们夫妻团聚的机会,当时地下党组织还曾劝说杨开慧去找“毛委员”,可杨开慧却说: “润之没有让我走,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
虽然那时有群众们的帮助,但在10月14日,杨开慧回家看望母亲和三个孩子的时候,还是被军阀逮捕了。
那时,毛岸英仅有8岁,小小年纪的他看到妈妈被人拉扯着带走,直接冲到妈妈前面试图隔开这些军阀密探和杨开慧的距离,他大喊道: “你们放开我妈妈,我妈妈是好人......”
军阀密探面对毛岸英的大喊没有半点反应,而是直接把杨开慧和毛岸英一起带走了。
在狱中,何健最开始并没有对杨开慧实施暴刑,只是威逼利诱她投降,并在报纸上刊登出“与毛泽东脱离婚姻关系”的消息。
可何健终究是低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气节,她始终只有一句: “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最后,何健知道自己没办法说服杨开慧,便起了杀心,决定杀了杨开慧,以此来激怒毛主席。
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英勇就义。行刑前,法官宣布死刑的时候,让杨开慧选择“枪毙或砍头”,她选择了前者因为杨开慧并不想自己的头颅被挂在公共场合示众,这一年,杨开慧仅有29岁。
杨开慧曾说:
母亲的牺牲,给刚满8岁的小岸英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此,他还在狱中大病一场。
在杨开慧去世18天后,毛岸英才被舅舅杨开智保释出来,回到了板仓,自此,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失去了母亲杨开慧,也不知道父亲毛主席的下落,便在板仓同外婆一起生活。
外婆带着三个孩子在板仓生活也是十分困难的,家里经济并不富裕,再加上长沙白色恐怖相当严重,敌人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时刻威胁着毛岸英三兄弟的安全。
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得知三个孩子境况后十分不放心,他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由他亲自写信给板仓,要板仓的亲属把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来。
就这样,外婆和舅舅杨开智悄悄将三个孩子送到了上海,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给孩子改了真实姓名,分别是: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
来到上海后,毛泽民将三个孩子送到了地下党组织主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抚养,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是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特科工作的董健吾,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幼稚园主要是解决失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子弟的抚养问题。
可就在来到幼稚园没多长时间后,三弟毛岸龙就因病去世了。
1931年,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上海地下党组织因顾顺章的叛变遭到了严重迫害,大同幼稚园的真实身份也被暴露,无奈之下,地下党组织只得将幼稚园遣散,这导致很多革命子弟的孩子在上海开始了漂泊的生活,这让本就孤苦无依的毛岸英和毛岸青成为了孤儿。
党组织为了保证毛岸英兄弟的安全,便将他们二人安排在了董健吾的家中,并每月支付30元的生活费用。
可就在毛岸英和毛岸青过了两年相对安稳的日子后,党中央因迁往江西瑞金导致对毛岸英两兄弟的资助中断,而这时,董健吾也已经辞去了牧师的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更没有办法帮助毛岸英兄弟,而他的妻子也渐渐开始嫌弃两个孩子。
最后,迫于无奈,兄弟二人选择离开董健吾家中,来到上海街头漂泊,为了能够生存下来,毛岸英和毛岸青捡过垃圾、卖过报纸、推过板车,也当过小时工,可挣来的钱依旧寥寥无几,有时甚至还要被老板打骂。
可就是这样的日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一直过了5年之久,1936年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和董健吾的努力寻找下,终于找到了兄弟二人,为了保证他们二人不受到敌人的迫害,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从上海转到法国前往了苏联。
1937年,毛岸英和毛岸青正式进入莫尼诺国际儿童学院学习,他们十分珍惜既能好好学习,又不用提心吊胆生活的日子。
193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在莫尼诺国际儿童学员宿舍里,一位老师领着一个身材高高的、30岁左右的女干部来到毛岸英、毛岸青的住处。
老师介绍道:“谢廖沙(毛岸英俄语名)、戈勒(毛岸青俄语名),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这让毛岸英和毛岸青也觉得十分好奇,他们并没有亲人在莫斯科,怎么会有人特意来看他们呢?
他们没有吭声,只是用审视的目光偷偷地打量着她,这位女干部看着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样子,笑了笑,回头问老师: “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老师笑着指了指毛岸英,又指了指毛岸青说:“是的,他是哥哥岸英,他是弟弟岸青。”
接着,老师又同毛岸英和毛岸青说:“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刚从中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来学习的。”
毛岸英、毛岸青自母亲杨开慧牺牲之后就失去了母爱,又有10多年没有见过父亲毛主席,更没有听过贺子珍的名字,仍是冷冰冰地打量着她。
贺子珍看了看两个孩子,又看了看他们的床铺,便把带来的水果放在了桌子上,又把他们又脏又乱的床铺给他们整理好,然后又弯下身子把床上的“杂货摊”清理好,把脏衣服卷起来,准备带回去给他们洗一下,毛岸英、毛岸青看见后,觉得很是不好意思,便跟着她清理了自己床上的杂物。
房间清理干净后,贺子珍又将拿来的水果给削好,用一种充满真诚的母爱的眼神递给了毛岸英、毛岸青。
毛岸英、毛岸青见状便主动去给贺子珍倒了一杯热茶递给她。
1937年,贺子珍因与毛主席怄气离开延安,那时的她怀有身孕,却还是只身一人前往苏联治病,在长征时,她为救受伤同志遭到了敌机轰炸,身上共留下17处伤口,还有一些弹片没有取出,而她此次前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便是想把这些弹片取出来。
可在医生仔细检查过后,发现藏在贺子珍身体里的弹片,已经同她头骨、肌肉和肺叶长在了一起,已经不可能取出了,就这样,贺子珍放弃了取出弹片的想法。
来到莫斯科不久后,贺子珍就得知毛主席和杨开慧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也在苏联,她便主动来到莫尼诺国际儿童学院看望两个孩子。
渐渐地,毛岸英和毛岸青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他们也常常会在课余时间去贺子珍的住处看望她。
在来到莫斯科四个多月后,贺子珍生下了一个男孩子,毛岸英、毛岸青看着小弟弟,十分开心,争相抱着、亲吻着。
“贺妈妈,你看,小弟弟长得多像我爸爸呀!” 毛岸英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11年前爸爸的形象。
“是呀,他和你们长得也很像啊,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 贺子珍看着三个孩子,笑着说。
自此以后,贺子珍的小房间也成了毛岸英、毛岸青的家,他们常常会来逗小弟弟玩。
贺子珍也常常会给他们讲父亲毛主席的故事、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也会讲到自己的经历。
就这样,在异国他乡,毛岸英、毛岸青又体会了母爱的温暖,也多了一份依靠。
可祸从天降,贺子珍出生不久的小宝宝突患肺炎夭折了,贺子珍悲痛欲绝,久久抱着自己的孩子不愿松手,也不让战友们把他埋葬。
同贺子珍在一起学习的贺诚等人,无论怎么劝贺子珍都无济于事,只得把孩子强行抱走,埋在了东方大学的校园里。
孩子离开后,贺子珍的情绪一度崩溃,泪流满面,两只眼睛也变得呆呆,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毛岸英、毛岸青看着贺妈妈这个样子,十分心疼,安慰道: “贺妈妈,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你的儿子呀!”
听着毛岸英、毛岸青的话,痛苦不堪的贺子珍突然停止了哭泣,将毛岸英、毛岸青一把搂进怀中,不停地叫着:“儿呀,儿呀!”
毛岸英、毛岸青也在贺子珍的怀中,轻声地喊着“妈妈,妈妈!”
在孩子夭折后没多久,毛主席再婚的消息传到了贺子珍的耳中,失去儿子的创伤还没愈合,又失去了丈夫,很快,她的精神失去了支柱,彻底崩溃了。
贺子珍常常会嘴里会念叨着:“......千错万错,错在离开他......”
毛岸英、毛岸青看着贺妈妈难过的样子,心里也十分难过,便主动为她解除精神痛苦,有时会讲故事,有时会说笑话,有时谈新闻,有时拉扯儿童院的趣事.....谈天说地,就是不谈毛主席,以防刺痛她的心。
贺子珍失去孩子的消息很快传回了国内,毛主席为解除贺子珍的痛苦,便将女儿娇娇送到了贺子珍身边。
而娇娇的到来也确实成为贺子珍生活中的一束光,可在娇娇来到苏联不久后,苏德战争爆发了,战争导致食品供应极度短缺。
当时伊万诺沃市的食物供应大量压缩,每天成人供应主食300g,少年500g,幼儿700g,每天早晨人均只有半片面包,一碗玉米粥,午餐和晚餐也只有一片面包和一盘土豆。
可这些食物连5岁的娇娇都不够吃,更何况是十八九岁的毛岸英和毛岸青的。
当时,贺子珍每天承担着织一件毛衣、三双袜子的任务,已经很是紧张了,但是 她看着每天食不果腹的毛岸英和毛岸青,还是挤出时间开荒、种胡萝卜、土豆、蔬菜,甚至还会从自己和娇娇的口粮中节省一部分,留到周末,等毛岸英、毛岸青从学校回来后食用。
每当毛岸英和毛岸青从学校回来的时候,贺子珍都会把土豆切片,煮成一锅汤,把节省下来的面片糊也煮进去。
虽然这些并不是好食品,但一家四口围坐在一起,喝着热乎乎的土豆汤,有说有笑,也甚是开心。
可惜,这个甜蜜的家庭也没有维系多久,很快就解体了。
1942年,苏德战争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毛岸英主动上书斯大林要求上前线,很快就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就这样,在贺子珍照顾毛岸英4年后,毛岸英离开了贺妈妈,奔赴了战场。
1946年,毛岸英未来得及去和贺子珍告别,便回到了中国,回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爸爸毛主席的身边。
而远在苏联的贺子珍身边也只剩下娇娇一人,那时毛岸青也顺利在七年制的学校毕业,考入了莫斯科东方文化大学,离开了他们的家。
毛岸英在回到毛主席身边后,仅在家里住了两天,毛主席便让他去和战士们一起吃大灶,对此,毛主席曾笑着和毛岸英解释道: “我可不想让别人说我毛泽东的孩子搞特殊啊!”
在1946年春节刚过后,毛主席又做出了一个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的决定:让毛岸英去当农民,师从劳动英雄吴满有。
毛主席在征得毛岸英的同意后,特意嘱咐道:“你去的时候要自带行李、口粮和种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要求毛岸英在回来时,皮肤要像农民一样黑,手上要有农民手上一样的老茧,如果学不成,就不让他回延安。
毛岸英在来到吴家枣园后,吴满有还不让他同自己的儿子上山去劳动,毛岸英却说: “我不劳动,不向你们学习,我爸是不会同意我回去的啊。”
周恩来总理在得知毛主席让毛岸英当农民的事后,对毛主席说: “主席,你是不是对岸英过于严厉了些,这孩子从小吃了太多苦了。”
毛主席笑了笑说: “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主席自然也知道毛岸英自小吃了太多苦,又不在自己的身边,可也正是毛主席对毛岸英的严厉,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这个儿子是寄予厚望的。
就这样,毛岸英在做到父亲毛主席提出的要求后,才离开吴家枣园,返回延安。
回到延安后,毛主席抚摸着儿子毛岸英长满老茧的手,满意的夸奖道:“这就是你‘劳动大学’的毕业证啊!”
1947年,贺子珍结束了留苏9年的生活,带着毛岸青和娇娇一同回到了中国。
回到中国后,贺子珍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毛岸英,但是她也总是向身边的人询问着毛岸英的近况,在了解到毛岸英一切都好后,总是安心地笑笑。
可幸福的日子总是稍纵即逝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面对着即将烧到鸭绿江的战火,毛主席下令派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当毛岸英得知父亲决定派兵出征朝鲜的时候,他也主动向父亲提出要成为志愿军中的一员,毛主席在深思熟虑之后,同意了毛岸英的这一要求。
可让毛主席和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毛岸英这一次离开祖国,再也未能回来......
在入朝一个月后,志愿军作战室就遭到了敌机轰炸,而当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刚好在作战室内,未能跑出来。
当彭德怀得知此事后,久久没能说出话来,良久后,他才哽咽着说: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牺牲,为此,彭德怀亲自起草了一份不到30字的电报,这份电报花费了彭德怀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电报写道:
当这份电报被传回国内后,电报员不知道这份电报该如何处理,便交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看着这份电报良久,才缓缓说出: “先不要给主席看了,他现在身体不大好,等好些了再交给他吧。”
一直到1951年1月2日,毛主席才得知儿子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据叶子龙回忆:
毛主席的心在流血,但是他还得为中国、为人民谋生存发展之路,就这样,他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当时中央考虑到毛岸英的去世,必然让毛主席备受打击,便让他前往北京附近休息一段时间。
这一休息就是两个月,那时,毛主席的作息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早上8点左右睡下,下午三四点起床,然后工作,偶尔他会在外面散散步,也会同工作人员闲聊、热闹一会儿,心情也要比在得知毛岸英去世的时候,好上许多。
其实, 在20世纪50年代时,毛岸英曾给贺子珍写过一封信,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与毛主席的也十分相似,在信的开头,毛岸英亲切的称贺子珍为“贺妈妈”,这就足以见得毛岸英对贺子珍的感情是极深的。
据贺子珍侄女回忆:
1990年,在毛主席去世14年后,相关部门在整理毛主席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不属于毛主席本人的遗物,在经过仔细辨认后,才得知这些物件是毛岸英的,而这些东西一直也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过。
可谁又知道,在毛岸英去世后,毛主席曾几次在夜晚的时候,悄悄拿出儿子的遗物,睹物思人呢?
董健吾的人物评价?
董健吾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后来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就在各大教会中学当校长。
因为董健吾长的高大威猛,又非常健谈,所以和他交往过的人都对他非常有好感。冯玉祥就招揽他做了自己部队的牧师,后来他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宣传处长。
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冯玉祥把董健吾秘密送到了上海以保证他的安全。在上海期间,董健吾就化名为“王牧师”,先后跟着陈赓和潘汉年工作。他还亲自参与了刺杀叛徒白鑫的任务。当时他的任务是假扮成路人,确认白鑫是否真实死亡。所以在白鑫被击中之后,他确认了白鑫的头颅被击穿,才最后离开。
1935年,我党为号召全国统一抗日而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给蒋介石施加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他就想找一个合适的中间人,这个人最后就被确定为是董健吾。
董健吾带着宋庆龄的密信来到了西安,一开始张学良不同意任何人靠近,于是董健吾就发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才终于见到了张学良,因为有宋庆龄的密信,董健吾很快就取得了张学良的信任。
随后张学良就派专机把董健吾送到了延安,董健吾用最快的速度把国民党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了毛主席,这才有了后来的国共合作谈判。从这个角度看,董健吾在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董健吾还对毛主席有恩情,那就是他曾抚养过毛岸英和毛岸青,还把他们送到了苏联。杨开慧牺牲之后,毛主席的两个孩子非常危险,毛泽民就把这三个孩子送到了上海戈登路大同幼稚园,而这个幼稚园的负责人就是董健吾。
后来顾顺章叛变,上海的地下组织被瓦解,幼儿园也被迫关闭。董健吾就把毛岸英和毛岸青带回了自己家,整整抚养了四年。后来还把这两个孩子送到了苏联。
董健吾还护送一个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记者斯诺,正是在斯诺的宣传下,红色延安才被世界所知晓。后来董健吾因为潘汉年案而被拘押,正是因为斯诺帮助,他才逃过了一劫。
在董健吾去世之前,他留下了八个字:“知我罪我,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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